我还记得人生第一次走进一家高级餐厅。

　　那是律所的招新晚宴。服务生询问是否需要来点葡萄酒，我说：“来点白葡萄酒。” 她问：“白苏维翁还是霞多丽？”

　　我当时想：“天哪，姐们儿，别整这些高大上的法语词了行吗，给我一杯白葡萄酒就好了。”

　　但我发挥了自己杰出的推理能力，猜测霞多丽和白苏维翁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白葡萄酒，于是要了霞多丽，因为更好发音。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尤其是在我在耶鲁大学念法律的头几年，因为我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尽管看起来像，但我出身平凡，老家是俄亥俄州南部一个钢铁小镇，它一直在挣扎求生，那种挣扎彷徨，就像美国工人阶级如今的处境一般。海洛因泛滥， 很多人因此丧生，其中有我的熟人。家庭暴力和离婚导致许多家庭支离破碎。

　　有一种特别悲观的情绪蔓延开来。死亡率不断升高，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他们亲眼见到的问题正是导致社区死亡率升高的原因，这种挣扎彷徨的感受是如此真切。 

　　而我正是这种感受的亲历者。

　　我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经历着这种彷徨挣扎。我生于一个不甚富裕的家庭。在我们社区蔓延的毒品问题同样伤害到了我的家庭，而且很不幸，是我的母亲。我亲眼见到了家里的很多问题，起因有的是缺钱，有的是缺乏社会资源和人脉，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如果你见过我14岁时的生活，你会问：“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 你也许会认为我会挣扎着往上爬，学术界称之为“向上流动性”。

　　“向上流动性”是一个抽象的术语，但它触及到了美国梦最核心的部分。

　　它是一个标准，能衡量那些像我一样家境贫寒的孩子，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是不是有机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是说会继续贫穷下去。但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在美国，向上流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而且有趣的是，它跟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就拿犹他州来说，在犹他州，一个穷孩子可能会过得还好，很有可能在美国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如果在我的家乡，南部的一些州，阿巴拉契亚地区，俄亥俄州南部，穷孩子可能就没什么出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梦在这些地方可能真的就只是个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原因显然是跟经济或结构有关。看看这些地区。它们的经济趋势很不好，当年依靠煤炭和钢铁起家，这些产业如今已经没落。这肯定是原因之一。 

　　照片来自The Times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失。

　　很多有才华的人，因为在家乡找不到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只能远走他乡，他们无法在老家创业或造福社会，就只能带着自己的才华远赴他乡。这些地区有很多衰败的学校，无法给予孩子们更好的教育，因此无法帮助他们在未来占得先机。

　　这些事都很重要。我并不是说要忽视之前提到的结构壁垒，但是当我回首人生，回想我们社区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有关联。这些事情很难量化，但是却真实存在。 

　　首先，在我成长的社区，你能真切感受到那种无望的氛围。

　　孩子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毫无意义。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如何努力向前，结果都是一样。这种消极的情绪四处蔓延。命定论甚嚣尘上，甚至有点阴谋论的感觉。

　　以非常热门的一个政治话题为例，平权法案。根据不同的政治观点，你也许会认为平权法案在推动工作场所和学校的多样性上是明智的，也许会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但如果你成长于这样的社区，你可能会把平权法案看作是一种限制，尤其当你是白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

　　在你眼里，它不再简单的是一个好政策或坏政策。你会把它看成是那些握有政治或财政大权的人用来压迫你的工具。你会从很多方面总结出这些阴谋对你的压迫。这种感受是切切实实的，而且会毁掉你的指望。

　　想象一下，成长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该怎么办？

　　应对方法可能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说，“我才不会努力奋斗，因为无论怎样努力，结果都一样。”

　　而另一种方式就是，“好吧，我不会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比如上大学或者找份体面的工作，因为重视这些事的人跟我不是一类人，他们不会接纳我。”

　　当我被耶鲁大学录取后，一个亲戚问我，我是不是假装成民主党成员，来获得招生委员会的认可。真事儿。入学申请表上当然没有“民主党成员”这个选项让你勾选，但这件事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那里非常缺乏安全感，你需要伪装成另一种人，才能越过重重社会壁垒。

　　即便你没有感到无望，即使你坚定的认为，你的选择是有意义的，你想做出好的选择，你想为了自己和家庭努力奋斗，但生长在我那样的社区，你甚至都不知道有哪些路可以选。

　　像我小时候，不知道想成为律师，要先上法学院；不知道一流的大学对于贫困的孩子收费要低，因为好大学得到的捐款更多，可以给学生更多资助。直到我收到耶鲁大学的助学津贴信，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是上万美元的按需资助，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过！我拿着信对我阿姨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因为穷得到的实惠。”

　　我之前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是因为我周围的圈子都不知道这些信息。我从社区学到的是如何开枪，如何打得准；学到的是如何做好吃的松饼。（秘诀是，用冰冻的黄油，不要用加热的。）

　　但我不知道如何出人头地。

　　我不知道在关键时刻如何抉择，比如选大学，面临机遇，怎样才能做出对的选择，从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赢得一席之地。

　　经济学家将从人脉圈子中获取的价值（比如朋友、同事和家人），叫做“社会资本”。而我过去的社会资本根本不适用于21世纪的美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社区不愿意谈起，但它们又真实存在。工人阶级的孩子里有更多要面临所谓的“不利的童年经历”。

　　其实这就是对童年创伤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被家长不停打骂和惩罚，目睹他人殴打自己的父母，目睹别人吸毒或者酗酒……这都是童年创伤的例子，在我家这些现象很常见。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延续了好几代人。

　　我的外公外婆，在他们刚有了孩子的时候，他们原本也期望用好的方法将孩子养育成人。他们曾属于中产阶级，在炼钢厂有不错的薪水。但结果却是 他们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童年创伤，跟早几代人的处境没什么区别。

　　J.D． Vance小时候和外公外婆在一起

　　我母亲12岁那年，看见我外婆在我外公身上点火，就因为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而外婆事先警告过他：“如果你喝醉酒回家，我就杀了你。” 结果，她真的试着这么做了。想想这样的事会对孩子的心灵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但威斯康辛儿童信托基金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遭受多种童年创伤的几率为40%，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为29%。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们都生在低收入家庭，你们中间差不多会有一半的人会遭遇多种童年创伤。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都清楚，这样的孩子会经历怎样的人生。他们很可能会吸毒，会进监狱，会从高中辍学，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可能会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父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伤害，这种家庭的混乱，是我们的文化给孩子最糟糕的“礼物”，而这种“礼物”还在不停地被送出。 

　　把这些都加在一起：无望、绝望、对未来的怀疑、童年的创伤、低社会资本……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在14岁那年，几乎就要成为又一个典型，又一个被这些壁垒困死的孩子。 

　　但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我冲破了这些壁垒。事情出现了转机。我念完高中，上了大学，进入法学院，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是我的外公外婆，就是尝试在人身上点火的外公外婆，在我出生之后，改过自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稳定的家庭。他们竭尽全力，在我的父母无法尽到责任时，他们能及时出现，顶替父母的角色。

　　我的外婆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她创造了和平的家庭环境，让我专心做功课，专心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她是一位洞察力极强的女性，尽管连中学都没有上过。她察觉到了社区对我产生的不良影响，就是我们的选择毫无意义，我们面前有重重阻碍。有一次她告诉我：“JD，不要像那些没出息的人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们作对。你可以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情。”

　　J.D． Vance和他的外婆

　　尽管她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要打破这种平衡非常难，要告诉一个孩子生活不公平也非常难。但即使这样，也要告诉孩子，他们的选择是有意义的。外婆打破了这种平衡。

　　另一个帮到我的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认为海军陆战队是一个军事单位，它当然是，但对我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次长达4年的性格教育课程。它教会我如何铺床，怎么洗衣，怎么早起，怎么规划自己的开销。这些都是社区没有教我的东西。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买车，一个经销商给了我非常非常“低”的贷款利息，21.9%，我都准备签合同了。但我最后没有签，因为我把合同拿给我的长官看，他告诉我：“别傻了，去找本地的信贷联盟，拿一个更好的价。”我照做了。如果没有海军陆战队，我可能永远也没法了解这个知识。我可能还会遭遇财务危机。 

　　最后我还想说，我非常幸运能遇见很多很好的导师和人，他们在我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海军陆战队，在俄亥俄州，在耶鲁大学，在其他地方……大家都走近我，帮我填满那条社会资本的鸿沟，这条鸿沟在我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这是一种很大的幸运。

　　J.D． Vance在新兵训练营毕业典礼上和家人合影

　　但是很多孩子都没有这样的好运，这就为我们引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该如何改变这一点：

　　我们要思考如何帮助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让他们破碎的家庭重新充满爱。我们要思考如何教育低收入的父母，同自己的孩子、爱人，更好地互动。我们要思考如何为贫穷的孩子，提供社会资本和引导。我们要思考如何教育工人阶级的孩子，不仅仅是硬技能，比如阅读和数学，还有软技能，比如危机处理和理财。

　　现在，我并没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知该如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我明确知道的是：

　　现在，在南俄亥俄州，有孩子在焦急等待自己的父亲，在想着，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是正常的，还是喝得东倒西歪的。

　　有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往胳膊里扎针，然后失去知觉，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给自己做饭，只好饿着肚子爬上床。

　　有的孩子对未来不抱希望，但又非常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需要有人教他们怎么做。

　　童年的J.D． Vance

　　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知道，除非整个社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如此幸运，如何让更多的社区、更多的孩子得到这份幸运，否则我们将会不断遇到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