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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消费的动力来自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需要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12月17日,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支持,《财经》、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探寻复杂环境下高水平开放之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会上表示,做大服务业就要放松管制,应该鼓励多种形式的服务消费,如让夜间的GDP比重提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在李迅雷看来,中国经济要稳中向上,主要是提升服务经济比重,“我们应该站在就业的角度考虑怎么让经济循环下去,当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难以为继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怎么通过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活跃拉动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李迅雷还提到鼓励消费。他认为,要鼓励消费就让高收入群体多消费,他们的消费增加,收入余额就减少了,同时通过消费来创造就业,即带来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又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这就是通过消费实现收入从高向低的转移。

“如果认为他们的消费有点夸张的话,可以征收高消费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去解决的,前提是要让经济循环,我觉得流动性要加强,就要鼓励各类消费,包括高端消费,这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流动性。”李迅雷补充说。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李迅雷:隔着屏幕看到三亚温暖的阳光,而上海今天到了零度以下,所以非常羡慕,我就讲一些粗浅的看法。一是因为消费在今年前三季度对GDP的贡献超过80%,说明消费越来越重要;二是服务消费在今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说明我们今后拉动经济增长,消费要担当主角,跟全球经济增长的普遍模式相匹配。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80%;但消费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我们国家经济的转型,未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重在三驾马车当中应该占到60%以上。

今天围绕探索消费新潜能我谈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清醒的认识到消费的动力来自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如果能够持续增长的话,基本上可以确保消费在GDP中的贡献会稳步上升。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目标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多渠道到底是哪些渠道?我认为一方面要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让老百姓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怎么能够确保?也就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或者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如像养老、教育、医疗等,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中,养老方面的支出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增加居民在养老方面总体的水平,这对于确保我们的消费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还是要给予政策上特殊照顾,通过各种补贴的方式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我们发现,消费的主体是年轻人,现在对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社会颇为关注,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来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从而让年轻人在消费中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总之,我们在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中大有可为,这更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第二个方面,在收入增长能够确保的背景下,消费什么也很重要,新能源、数字经济、电动车、家用机器人等都将是未来消费的热点。从今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服务消费贡献了非常大的份额,说明服务消费方面潜力较大。进一步比较,美国服务消费大概占整个消费的2/3,我们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比重是50%左右,说明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再进行三次产业的比较就会发现美国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是80%,中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是百分之五十多,说明我们服务业上升的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有人可能会质疑我们目标是要做制造强国,应该要多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对制造业会不会有一个压制?我认为不仅没有,反而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2012年起,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就开始出现下降,因为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部分转移到一些低收入地区,比如像印度、印尼、越南等,在居民收费水平提高的大背景下,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是不太现实的。制造业随着AI时代的来临,我们制造业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就会下降,在这个时候你做到服务业恰好可以吸纳从制造业离开的这些人员的就业问题。美国目前服务业的就业要占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6%,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GDP的增长只有2.5%,而它的失业率创下历史新低。我们应该要加大服务业,服务业的服务消费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大家对休闲、旅游、保健、养老等会明显的增加。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线上服务业飞速发展,也需要有更多的像快递行业、主播促销等业务,这些业务也是对服务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促进。未来服务消费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方面的倾斜。

第三个方面,要采取更多的举措来发展高端消费,如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来吸引境外人士到国内旅游。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在疫情期间在开放方面做的相对比较好,由于美元的升值,日元的贬值,现在日本境外游客数量明显增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的物价水平比较低,今后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这方面按照我们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包括出口,也包括吸引境外人士到国内,这方面应该也是有很多可以做的。还有一方面要鼓励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对于中国来讲,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除了鼓励整体老百姓消费之外,对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存在的,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客观现实鼓励高收入群体消费,鼓励高收入群体消费实际上也是能够带动就业。高收入群体消费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方面,我们还是要解放思想,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多渠道拓展我们的消费潜力。以上是我的浅见,谢谢!

主持人:李老师刚才讲到服务经济和高消费,服务经济我理解牵扯到政府行为模式的一种变革,服务经济包括美国,无论它占比多少,体现在GDP增速上好象没有那么打眼,地方政府是不是愿意干,第二围绕服务经济要干很多细活,我们更倾向于街道整洁干净,招牌统一,真要发展服务经济,要摆摊,一系列的细活我们会不会干。第二,关于高消费,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民粹主义,我们对于高档的消费、富人的消费包括高端会所也关了不少,好象把高收费人群的消费有一种污名化,另外一点确实有需求的我们好象也不能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比如一些私立学校、私立医院,也不是我们鼓励的方向,这两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迅雷:第一个问题关于服务经济,因为覆盖的范围也比较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肯定是服务业的占比上升。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有个GDP高增长目标就可以了。估计美国今年的GDP只有2.5%,但是它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日本GDP估计只有1.5%,但是它的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7%,背后其实就是服务经济,德国、日本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制造业强国,但它的服务业贡献都在70%以上,所以做大服务业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从而助推成为制造业强国。但做大服务业就要放松管制,应该鼓励多种形式的服务消费,如让夜间的GDP比重提高。夜间消费主要是服务经济,我们应该站在就业的角度考虑怎么让经济顺畅循环下去,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难以为继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怎么通过民间消费、民间投资的活跃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关于高端消费,我觉得高端消费也是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应该让高收入群体多消费。第三次分配也是一直倡导的,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多管齐下。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消费就让高收入者多消费,如果他们的消费增加,相应的收入余额就减少了,就能带来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增加,也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这就是通过消费实现部分收入的转移。如果认为他们的消费有点夸张的话,可以征收高消费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去解决的,前提是要让经济循环,我觉得流动性要加强,就要鼓励各类消费,包括高端消费,这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流动性。

稿件源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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