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期:对于目前的经济情况我使用这样一个模糊表达法

疫情结束之后,对于当前的经济,人们脑子里有很多问号:为什么经济反弹不如预期?目前的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什么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有的收效甚微?

对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人们用不同的说法加以概括。为了方便讨论,我使用一个模糊表达法,将其称之为经济收缩期。这个经济收缩期,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可以概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能够模模糊糊、隐隐约约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2017年年底,我第一次使用收缩期的概念,当时主要是从人口的意义上使用的。2018年,我提出,在经济收缩期,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这里讲的收缩,已经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收缩,而是经济意义上的收缩。2022年,我提出,我们也许要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收缩期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多重含义。第一,经济增长在低位徘徊;第二,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第三,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第四,社会预期变差,表现为信心不足;第五,最麻烦的问题是存在一种下降螺旋的压力。

面对经济收缩期,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保增长,使经济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第二,化风险,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债方面;第三,促转型,即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为迎接下一个增长阶段做好准备。

和平红利结束时代的国际环境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改开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中国的GDP在改开前是1977年是3250亿元,上个世纪末达到将近10万亿。本世纪,从将近10万亿起步,2022年超过120万亿。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段主要是靠改革,第二段主要是靠开放。

加入WTO之后的开放与上个世纪的开放不同。上个世纪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包括技术、资金和管理等。加入WTO之后的开放,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依托的巨大产能,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是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的情况在发生重要变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试图用大拆解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和分析)?第二,产业链的转移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有,这个临界点到没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第三,中美关系有缓和的可能吗?

此外,欧洲未来的走向特别值得注意。如果特朗普上台,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欧洲就会被逼到了一条窄路上,欧洲需要独自面对俄乌战争的问题。马克龙最近关于参战的话,我们不要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欧洲会对与之有关的问题更加敏感。这个因素将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

注意几句话:1、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2、一些媒体的说法:防止中国的通缩输出;3、布林肯: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两种解释;4、原来是我们把门从里面锁上,自己想开门门就开了,现在是人家把门从外面锁上了。这几句话对于我们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

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因为这时候后发优势已经用尽了。

199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突出的问题。

有人说,为什么企业现在不贷款不投资,原因是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我承认信心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我还是要说,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

还有人说,为什么居民消费不踊跃,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问题。这话我也同意,但我还是要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超前、过度、透支的消费之后,一部分人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另一部分人因预期问题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无力消费。

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要能够将人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是:我们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的过程。现在,这场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且,技术上正处于全面内卷状态,我们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基于正常消费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潜力成为现实。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的是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而到了今天的全面过剩时代,逻辑已经完全反了过来。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相反,消费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

如果我们转得早一点,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少一点,在民生和产业升级上投入多一点,现在可能要主动多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太想要这个速度了。于是就把钱过多地用到投资。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债台高筑,二是社会的消费能力没有提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关键是增强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这里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在资源配置上,要解决新二元结构的问题,使经济发展能惠及整个社会。第二,在宏观分配上,要解决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分配的问题,藏富于民,建立一个殷实型的社会。第三,在微观分配上,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

增强我们的见识:如何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生存

这是一个企业家容易会集体犯错误的时代。以房地产为例,那些曾经成功与辉煌过的房地产商,哪个不是精明过人?难道在10年前,至少在7、8年前,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开始过剩,已经接近转折点了吗?但诡异的是,你可以看到,就在这样的时候,精明的房地产商就像排着队一样,一个一个义无反顾地在往坑里跳。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历史的转弯处,周围来自各个方面的信号几乎都是误导性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的虚假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种种政策发出的扶持与救市能力信号等。

但事情也有例外。对此,人们经常举李嘉诚和潘石屹的例子。如果将李嘉诚、潘石屹与王健林、许家印等一众房地产商做个对比,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是在企业管理的能力上?是在经商的能力上?可能都不是。关键的差异,是见识。而见识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弱信号的敏感以及准确的判断上。

孙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于辽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